士 官 非 官（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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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杨彦军出了地铁口，走进了马路旁边的一个小饭馆，小饭馆里虽然只有几张小方桌，而且不太卫生，但适合肚子大、钱包小的人就餐。杨彦军狼吞虎咽地吃完早点，坐上了“9”字头开往郊区的公交汽车。
这次看望女朋友的父母，是蒋正平督促他去的。
蒋正平对杨彦军说，女孩子、特别是农村长大的女孩子，在婚姻问题上比较重视父母的意见，争取得到女朋友父母的认可，是进一步发展关系的基础。
蒋正平并不赞同公务班的士官在北京谈女朋友，他说士官在北京谈朋友是“自不量力”。“女人找男人，首先是找一张能够吃饱喝足的饭卡，然后是一间能够安稳入睡的小屋，你一个大兵，能够满足人家什么？有一次我穿着士兵服跟随行政秘书去市里买清洁用品，行政秘书去办别的事，让我在一个地方等他，我怀着好奇心走进一家精品商店，精品店里的几个女服务员见了别的顾客笑脸相迎，热情招呼，看见我以后，知道是一个买不起她们商品的参观者，只不过是想‘一饱眼福’，所以，千树万树梨花开，都朝我翻白眼。”
蒋正平对来北京打工的有些女孩子的印象也不太好，“眼睛刚一眨，孔雀变乌鸦。”他说他高中时的一个女同学来北京做生意，几年时间就由清纯少女变成了市俗商贩，其间谈了三四个男朋友，天天避孕药当饭吃，还是打了两次胎。蒋正平还曾经几次告诫杨彦军，让他与现在交往的这个女孩子不要急于确定恋爱关系，更不要急于结婚，多沟通了解，树上的果子只有等到成熟了才是香甜的，如果急于采摘，只能品尝到又酸又苦的滋味。
杨彦军是与蒋正平同年入伍的老兵，两个人资历相当，所以，他觉得自己有资格对蒋正平缺少应有的尊重，与蒋正平说话时也比较随便。其实仔细想一想，蒋正平是个很不错的同志，有些事情你没有下决心的时候，他会给你当参谋，帮助你定下决心。一旦你下了决心，他会为实现你的决心尽可能地创造条件，去成全你。他虽然有时候对公务班的事管得太细，说话罗嗦，有些话甚至不怎么着调，但有些时候讲的有些话还是蛮有道理的，安排事情也是比较周到的。
杨彦军刚谈不久的女朋友秋萍，是通过别人介绍认识的老乡，她来北京打工不到三年，开始在餐厅当服务员，除了吃饭住宿，每个月能落到七八百元钱。由于嫌工资太低，后来她又到商城帮别人卖服装，卖服装工资不固定，平均每个月有两千元左右的收入，但每天比当餐厅服务员更辛苦，起早贪黑，节假无休，不“易”之财啊！秋萍的弟弟比姐姐晚一年来北京，现在在市郊的一个居民小区当保安。秋萍的爸爸看到儿女一个月的打工收入比自己种一年粮食的收入还多，索性把家里的几亩地交给一个堂弟代种，带着老伴来北京，在郊区靠近儿子工作的地方租了两间小房子，干起了收废品的行当，秋萍和弟弟在北京也算有了个家。
杨彦军与秋萍刚认识的时候，并不认同她在北京有个“家”的说法，说她和父母、弟弟暂住的地方只是个出租屋。秋萍也不同意杨彦军的说法，她的理由是，对于未婚的男女来说，父母在哪里，哪里就是家，那怕只是一间地下屋、一个茅草棚；没有父母的地方，那怕是产权属于自家的豪宅别墅，也只能叫做“房子”。
因为是始发站，时间又比较早，公交车上的乘客不多，杨彦军在靠后边的一个座位上坐下来，先给昨天晚上已经回家的秋萍发了个短信，告诉她自己坐上公共汽车的时间，而后，闭上眼睛，想像着见到秋萍父母的种种场景和默默地背诵着早已编好、到时候应该说的几句话。
杨彦军乘坐的公共汽车行驶了大约四十分钟，就到了秋萍告诉他要下车的地点，汽车站的站牌下，站立着已经等候多时的秋萍。秋萍为了这次见面活动，特意请了一天事假。
秋薄身材不高，体态较胖，脸蛋红红的，像苹果，而且是像富士苹果。
杨彦军这次来，没有像一般的北京人探亲访友那样提着营养品，而是按照老家的习惯，带了一桶花生油和一盒糕点，大方而又实惠。秋萍接过杨彦军手中的糕点盒子，两个年轻人并肩走在通往山村的乡间小路上，也走在他们憧憬着的未来生活的大道上。秋萍今天应该是进行了认真的梳洗打扮，身上衣服得体，脸上薄施粉黛，杨彦军打开皮肤上所有的毛孔，吸收着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淡淡的香味，体内的每个细胞都被激活了，显得异常亢奋。
“见了你的爸妈我应该说些什么？”
杨彦军尽管肚子里已经准备了一套说词，还是觉得心中无底，忍不住问秋萍。
“他们问你什么你说什么，你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我爸妈喜欢实话实说，不喜欢花言巧语。”秋萍淡淡地说。
“我觉得今天到你家来有点像刚学开车时的路考。”
秋萍听了杨彦军的话，停下脚步，警惕地看着他说：“你路考合格当了司机，后来又放弃开车，今天你如果得到我爸妈的认可，是不是以后也要变心？”
“你不要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往一块扯。”杨彦军连忙辩解。
秋萍看到杨彦军认真的样子，忍不住笑了。
秋萍的爸妈暂住的这个郊区村庄的一部分居民进城谋生或者定居，空房子都租给了外地人居住。这些外地人住着廉价的出租房子，穿着廉价的衣服，吃着廉价的饭菜，也在这个世界上廉价地生活着。他们吃的普通，穿的普通，就是说话不普通，大部分人都讲家乡话，让人觉得，是******的某个部门在这里召开全国的农民代表大会。
在这里租房暂住的农民工，干什么的都有，多数在倒卖水果蔬菜、拾破烂检废品，他们资金少、体力弱、无特长，只能干这些城里人和外来的有些人不愿意干的粗活。当然，这里也有一些用偏方治病、背着大锯准备找活干的能人，听他们自我介绍，个个都是华陀再世、鲁班复生，但城里的绝大多数人对他们的话都不愿相信、嗤之以鼻。
在这个偏远的郊区乡村，把农民工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穷”字，他们比邻而居、相安无事，为了多赚几个钱，远离家乡，告别亲人，来到大城市闻汽车尾气、看别人白眼。
秋萍的爸妈租住的房子是一个农家小院的两间西屋，杨彦军跟着秋萍走进小院子里看到，三间正屋是有人租用后开的足疗诊所，正屋门口的墙上写着能治疗各种脚病的名称，当然，国家足球队的脚臭不包括在内，蒋正平的脚气很严重，估计这里也治不好，要不然，杨彦军会给总为别人着想的班长买点“灵丹妙药”回去，让他不再承受足疾之苦。
见到依然是一身农民打扮的秋萍的父母，听到他们满口的家乡话，杨彦军感到格外亲切，顿时少了一些拘束。秋萍的父母看到杨彦军一表人才，听着他满嘴刚从蜜罐里捞出来的问候话，也是喜不自禁，又是倒水，又是递烟。杨彦军接过水杯，却谢绝了香烟，自己平时虽然有些烟瘾，但为了给面前的两位老人留个好印象，他今天要对嘴巴进行严格的烟火管制。
租住屋的摆设很简单，几件旧家具一看就知道是秋萍的爸爸收废品时没有舍得当“废品”处理的代用品，屋子里已经发黄的白灰墙上布满了蚊子的尸体，那是秋萍的爸爸用粗糙的巴掌制造的动物标本。
杨彦军与秋萍事先约定，他第一次到她家只坐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先让两位老人看看女儿的男朋友，有个初步印象。
杨彦军坐了一会，看看手表，觉得肚子里的甜言蜜语倾泄得差不多，离与秋萍约定的时间也没有几分钟了，便郑重地向两位老人表明自己的观点：“我在部队是个普通的士官，‘士官’这个称呼里虽然有个‘官’字，但还是属于战士。我在北京一无房、二无车，将来转业了想留在北京还要自己找工作。我现在没有能力给秋萍提供比较好的生活条件，今后会尽自己的努力，与秋萍一起，营造一个幸福的小家庭。请两位老人相信，我对秋萍的爱是真心诚意的。”
秋萍的爸爸年轻时当过几年村干部，在农村也算是开明人士，他听了杨彦军小学生背书一样的几句话，看到他拘谨的表情、诚恳的态度，心里有几分宽慰，笑着对杨彦军说：“像我们这种家庭出身的女孩子，一般不会去高攀城里的有钱人或者有地位的人，我和秋萍她妈没有反对秋萍与你交往，一是因为你是一个军人，原来总是说解放军是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出来的年轻人我们信得过；二是因为你在农村长大，农村长大的孩子都吃过一些苦，这是克服今后生活困难的本钱。我们现在不怕你没有房子，就怕你没有辛勤劳动的一双手；不怕你没有车子，就怕你没有能走正道的两条腿。你的有些情况秋萍已经给我们介绍过了，我们相信你！”
杨彦军听了秋萍爸爸的话，不得不对眼前这个进城不久的老农民刮目相看，感动得连连点头说：“大叔说得好，大叔说得好！”
看到秋萍的眼色，杨彦军适时地起身告辞。两位老人肯定是已经知道了女儿的安排，没多挽留，笑脸送客。
与秋萍一起走了一段通往公交车站的乡间公路，杨彦军的心情才平静下来。他刚才在秋萍家温馨的小屋里喝了一杯水，又在院子里两家公用的露天厕所里撒了一泡尿，肚子收支平衡，不赔不赚，但心里踏实多了。秋萍的爸妈似乎对自己还比较满意，来这一次应该说收获不小，蒋正平这小子有时说话罗嗦，但是让自己早一些与女朋友的父母见面的主意还是不错的。
“你爸爸说话挺有水平的，真是没有想到！”杨彦军看到秋萍脸上泛滥着红晕，知道她现在的心情也不太平静，感慨地说。
“我爸爸妈妈刚来北京的时候，我想让爸爸与其他的外地来京的农民一起贩蔬菜，从菜农手里把蔬菜收过来，用三轮车再倒运到蔬菜市场，收入稳定，也不接触太多的外人。但是，爸爸不同意，他愿意收废品，每天进城将居民家里的废品收起来，再卖给废品收购站，这样每天走街串巷很辛苦，收入也不是太高。他每天晚上从废品收购站回来的时候，三轮车上总是有从废品里挑出来的几本杂志或者几张报纸，吃过晚饭会一直看到深夜。有些人说，农村人进城打工，只知道干活，只知道赚钱，这是一种偏见。其实，不少像我爸爸这样的人，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热爱劳动，也喜欢学习，他们追求物质生活，也注重精神生活，如果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他们可能比城里人更会享受生活。”
秋萍说这番话时颇有几分伤感，也有几分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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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杨彦军出了地铁口，走进了马路旁边的一个小饭馆，小饭馆里虽然只有几张小方桌，而且不太卫生，但适合肚子大、钱包小的人就餐。杨彦军狼吞虎咽地吃完早点，坐上了“9”字头开往郊区的公交汽车。
这次看望女朋友的父母，是蒋正平督促他去的。
蒋正平对杨彦军说，女孩子、特别是农村长大的女孩子，在婚姻问题上比较重视父母的意见，争取得到女朋友父母的认可，是进一步发展关系的基础。
蒋正平并不赞同公务班的士官在北京谈女朋友，他说士官在北京谈朋友是“自不量力”。“女人找男人，首先是找一张能够吃饱喝足的饭卡，然后是一间能够安稳入睡的小屋，你一个大兵，能够满足人家什么？有一次我穿着士兵服跟随行政秘书去市里买清洁用品，行政秘书去办别的事，让我在一个地方等他，我怀着好奇心走进一家精品商店，精品店里的几个女服务员见了别的顾客笑脸相迎，热情招呼，看见我以后，知道是一个买不起她们商品的参观者，只不过是想‘一饱眼福’，所以，千树万树梨花开，都朝我翻白眼。”
蒋正平对来北京打工的有些女孩子的印象也不太好，“眼睛刚一眨，孔雀变乌鸦。”他说他高中时的一个女同学来北京做生意，几年时间就由清纯少女变成了市俗商贩，其间谈了三四个男朋友，天天避孕药当饭吃，还是打了两次胎。蒋正平还曾经几次告诫杨彦军，让他与现在交往的这个女孩子不要急于确定恋爱关系，更不要急于结婚，多沟通了解，树上的果子只有等到成熟了才是香甜的，如果急于采摘，只能品尝到又酸又苦的滋味。
杨彦军是与蒋正平同年入伍的老兵，两个人资历相当，所以，他觉得自己有资格对蒋正平缺少应有的尊重，与蒋正平说话时也比较随便。其实仔细想一想，蒋正平是个很不错的同志，有些事情你没有下决心的时候，他会给你当参谋，帮助你定下决心。一旦你下了决心，他会为实现你的决心尽可能地创造条件，去成全你。他虽然有时候对公务班的事管得太细，说话罗嗦，有些话甚至不怎么着调，但有些时候讲的有些话还是蛮有道理的，安排事情也是比较周到的。
杨彦军刚谈不久的女朋友秋萍，是通过别人介绍认识的老乡，她来北京打工不到三年，开始在餐厅当服务员，除了吃饭住宿，每个月能落到七八百元钱。由于嫌工资太低，后来她又到商城帮别人卖服装，卖服装工资不固定，平均每个月有两千元左右的收入，但每天比当餐厅服务员更辛苦，起早贪黑，节假无休，不“易”之财啊！秋萍的弟弟比姐姐晚一年来北京，现在在市郊的一个居民小区当保安。秋萍的爸爸看到儿女一个月的打工收入比自己种一年粮食的收入还多，索性把家里的几亩地交给一个堂弟代种，带着老伴来北京，在郊区靠近儿子工作的地方租了两间小房子，干起了收废品的行当，秋萍和弟弟在北京也算有了个家。
杨彦军与秋萍刚认识的时候，并不认同她在北京有个“家”的说法，说她和父母、弟弟暂住的地方只是个出租屋。秋萍也不同意杨彦军的说法，她的理由是，对于未婚的男女来说，父母在哪里，哪里就是家，那怕只是一间地下屋、一个茅草棚；没有父母的地方，那怕是产权属于自家的豪宅别墅，也只能叫做“房子”。
因为是始发站，时间又比较早，公交车上的乘客不多，杨彦军在靠后边的一个座位上坐下来，先给昨天晚上已经回家的秋萍发了个短信，告诉她自己坐上公共汽车的时间，而后，闭上眼睛，想像着见到秋萍父母的种种场景和默默地背诵着早已编好、到时候应该说的几句话。
杨彦军乘坐的公共汽车行驶了大约四十分钟，就到了秋萍告诉他要下车的地点，汽车站的站牌下，站立着已经等候多时的秋萍。秋萍为了这次见面活动，特意请了一天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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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彦军这次来，没有像一般的北京人探亲访友那样提着营养品，而是按照老家的习惯，带了一桶花生油和一盒糕点，大方而又实惠。秋萍接过杨彦军手中的糕点盒子，两个年轻人并肩走在通往山村的乡间小路上，也走在他们憧憬着的未来生活的大道上。秋萍今天应该是进行了认真的梳洗打扮，身上衣服得体，脸上薄施粉黛，杨彦军打开皮肤上所有的毛孔，吸收着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淡淡的香味，体内的每个细胞都被激活了，显得异常亢奋。
“见了你的爸妈我应该说些什么？”
杨彦军尽管肚子里已经准备了一套说词，还是觉得心中无底，忍不住问秋萍。
“他们问你什么你说什么，你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我爸妈喜欢实话实说，不喜欢花言巧语。”秋萍淡淡地说。
“我觉得今天到你家来有点像刚学开车时的路考。”
秋萍听了杨彦军的话，停下脚步，警惕地看着他说：“你路考合格当了司机，后来又放弃开车，今天你如果得到我爸妈的认可，是不是以后也要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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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萍看到杨彦军认真的样子，忍不住笑了。
秋萍的爸妈暂住的这个郊区村庄的一部分居民进城谋生或者定居，空房子都租给了外地人居住。这些外地人住着廉价的出租房子，穿着廉价的衣服，吃着廉价的饭菜，也在这个世界上廉价地生活着。他们吃的普通，穿的普通，就是说话不普通，大部分人都讲家乡话，让人觉得，是******的某个部门在这里召开全国的农民代表大会。
在这里租房暂住的农民工，干什么的都有，多数在倒卖水果蔬菜、拾破烂检废品，他们资金少、体力弱、无特长，只能干这些城里人和外来的有些人不愿意干的粗活。当然，这里也有一些用偏方治病、背着大锯准备找活干的能人，听他们自我介绍，个个都是华陀再世、鲁班复生，但城里的绝大多数人对他们的话都不愿相信、嗤之以鼻。
在这个偏远的郊区乡村，把农民工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穷”字，他们比邻而居、相安无事，为了多赚几个钱，远离家乡，告别亲人，来到大城市闻汽车尾气、看别人白眼。
秋萍的爸妈租住的房子是一个农家小院的两间西屋，杨彦军跟着秋萍走进小院子里看到，三间正屋是有人租用后开的足疗诊所，正屋门口的墙上写着能治疗各种脚病的名称，当然，国家足球队的脚臭不包括在内，蒋正平的脚气很严重，估计这里也治不好，要不然，杨彦军会给总为别人着想的班长买点“灵丹妙药”回去，让他不再承受足疾之苦。
见到依然是一身农民打扮的秋萍的父母，听到他们满口的家乡话，杨彦军感到格外亲切，顿时少了一些拘束。秋萍的父母看到杨彦军一表人才，听着他满嘴刚从蜜罐里捞出来的问候话，也是喜不自禁，又是倒水，又是递烟。杨彦军接过水杯，却谢绝了香烟，自己平时虽然有些烟瘾，但为了给面前的两位老人留个好印象，他今天要对嘴巴进行严格的烟火管制。
租住屋的摆设很简单，几件旧家具一看就知道是秋萍的爸爸收废品时没有舍得当“废品”处理的代用品，屋子里已经发黄的白灰墙上布满了蚊子的尸体，那是秋萍的爸爸用粗糙的巴掌制造的动物标本。
杨彦军与秋萍事先约定，他第一次到她家只坐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先让两位老人看看女儿的男朋友，有个初步印象。
杨彦军坐了一会，看看手表，觉得肚子里的甜言蜜语倾泄得差不多，离与秋萍约定的时间也没有几分钟了，便郑重地向两位老人表明自己的观点：“我在部队是个普通的士官，‘士官’这个称呼里虽然有个‘官’字，但还是属于战士。我在北京一无房、二无车，将来转业了想留在北京还要自己找工作。我现在没有能力给秋萍提供比较好的生活条件，今后会尽自己的努力，与秋萍一起，营造一个幸福的小家庭。请两位老人相信，我对秋萍的爱是真心诚意的。”
秋萍的爸爸年轻时当过几年村干部，在农村也算是开明人士，他听了杨彦军小学生背书一样的几句话，看到他拘谨的表情、诚恳的态度，心里有几分宽慰，笑着对杨彦军说：“像我们这种家庭出身的女孩子，一般不会去高攀城里的有钱人或者有地位的人，我和秋萍她妈没有反对秋萍与你交往，一是因为你是一个军人，原来总是说解放军是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出来的年轻人我们信得过；二是因为你在农村长大，农村长大的孩子都吃过一些苦，这是克服今后生活困难的本钱。我们现在不怕你没有房子，就怕你没有辛勤劳动的一双手；不怕你没有车子，就怕你没有能走正道的两条腿。你的有些情况秋萍已经给我们介绍过了，我们相信你！”
杨彦军听了秋萍爸爸的话，不得不对眼前这个进城不久的老农民刮目相看，感动得连连点头说：“大叔说得好，大叔说得好！”
看到秋萍的眼色，杨彦军适时地起身告辞。两位老人肯定是已经知道了女儿的安排，没多挽留，笑脸送客。
与秋萍一起走了一段通往公交车站的乡间公路，杨彦军的心情才平静下来。他刚才在秋萍家温馨的小屋里喝了一杯水，又在院子里两家公用的露天厕所里撒了一泡尿，肚子收支平衡，不赔不赚，但心里踏实多了。秋萍的爸妈似乎对自己还比较满意，来这一次应该说收获不小，蒋正平这小子有时说话罗嗦，但是让自己早一些与女朋友的父母见面的主意还是不错的。
“你爸爸说话挺有水平的，真是没有想到！”杨彦军看到秋萍脸上泛滥着红晕，知道她现在的心情也不太平静，感慨地说。
“我爸爸妈妈刚来北京的时候，我想让爸爸与其他的外地来京的农民一起贩蔬菜，从菜农手里把蔬菜收过来，用三轮车再倒运到蔬菜市场，收入稳定，也不接触太多的外人。但是，爸爸不同意，他愿意收废品，每天进城将居民家里的废品收起来，再卖给废品收购站，这样每天走街串巷很辛苦，收入也不是太高。他每天晚上从废品收购站回来的时候，三轮车上总是有从废品里挑出来的几本杂志或者几张报纸，吃过晚饭会一直看到深夜。有些人说，农村人进城打工，只知道干活，只知道赚钱，这是一种偏见。其实，不少像我爸爸这样的人，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热爱劳动，也喜欢学习，他们追求物质生活，也注重精神生活，如果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他们可能比城里人更会享受生活。”
秋萍说这番话时颇有几分伤感，也有几分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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