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四八章 东方明珠支起的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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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最早的记忆，源自三个女人：雪英、雪莲、雪萍。
当年，这三姊妹号称桥边镇三朵金花，打扮妖艳，穿着大红大紫，总是以高人一等的姿势，打镇上翩翩而过。
不管是街边吃面的阿婆还是理发的大爷，都会不约而同地停下手中的工作，目送他们消失在视野中。
那会儿我们还小，自然也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们看。
这道理差不多，动物园里看鳄鱼的人往往最多，不是因为鳄鱼长得漂亮，而是属于审丑的一种范畴。
这仨不仅打扮前卫，脾气更怪。看到我们这些小屁孩盯着她们看，她们挥动着手里五颜六色的手帕，颐指气使地嚷嚷：“看啥子看，有啥子好看的，再看甩你们到河里去！”
我们依然盯着她们看，她们依然嚷嚷，但从来没有付诸实践，把我们甩河里去。
按照年龄，雪英大于雪莲大于雪萍。
那个时代，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对于小镇女青年来说，简直与天堂无二。走路上能被钱砸死，河沙里都是钱，不少人在河沙里找钱最后整成了亿万富翁。
这是雪英去上海打工后回来带给我们的信息，尽管像科幻故事，但令镇上的青年羡慕不已。
雪英从上海回来时，镇上的人都跑她家里去听她讲“十里洋场”有多气派，帅哥美女有多妖艳，有多少人在河沙里找钱致富。
当时我思考，怎么她就没能在河沙里找钱致富呢？
大部分人用崇拜的眼光来“朝圣”雪英，雪英乐意与没有见过世面的父老乡亲分享大上海的新世界。
她拿出照片给我们看，每张都是东方明珠电视塔的背景，大红大紫的雪英做着各种稀奇古怪的动作和剪刀手势。
那次，雪英把雪莲带去了上海。
一年后，雪莲回到镇上，给我们秀她的照片，每张都是东方明珠电视塔的背景，大红大紫的雪莲做着各种稀奇古怪的动作和剪刀手势。
那次，雪莲把雪萍带去了上海。
一年后，雪萍回到镇上，给我们秀她的照片，每张都是东方明珠电视塔的背景，大红大紫的雪莲做着各种稀奇古怪的动作和剪刀手势。
以后，几乎所有去过上海的人，回来秀照片，都是东方明珠电视塔的背景，做着各种稀奇古怪的动作和剪刀手势。
东方明珠电视塔的背景，已然成为去过上海的人的标配，撑起了一个个渴望闯荡世界的春梦。
于是，我脑子里形成了定式，上海就是电视塔，电视塔就是上海。
而且，那是一个时尚得不行的地方，只有雪英、雪莲、雪萍这种时尚大咖才配得上去那地儿。
再后来了解到，她们只是在电子厂焊接电线，每天晚上住几百号人的集体宿舍。她们的时尚，也只是下班后在弄堂深处的街边店吃一个生煎包配一碗阳春面。
上海，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电视上一播放到中国如何牛逼如何现代化云云，镜头必定是扫过陆家嘴那片高楼大厦。
中国人对时尚、前卫、繁华的所有遐想，都固定在了陆家嘴那一扫而过的镜头。
真正的上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总而言之，一个电视塔，只是那个时代对于信息闭塞的讽刺和缩影。
弄堂里，正演绎着如下图景：说着吴侬软语的大妈一边打着蒲扇催房租一边盼着拆迁队进来，与所有的中国特大城市一样，在这廉租屋里，蜗居着希望、理想、忧伤、愤怒和精液。
北京和上海，本质上并无什么不同。
它们包容着生命的同时，又默默地旁观这些生命上演的尴尬。悲喜离合、功成名就，一直都在这里密集出现，消亡，又出现，又消亡。
这两个地方的土壤丰富，生命力实在太旺盛，旺盛到“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这五彩斑斓的世界，每个人的时间都精打细算，无暇顾及“沉舟”和“病树”。
在车上，要不是温润的空气和视野尽头越来越近的东方明珠提醒我，我还以为自己尚身在北京。
小韩是上海本地人，给我讲着上海这几年的发展太快，有点刹不住，抱怨说人太多了，表示自己倒不是嫌弃外地人，主要是没有必要把上海的资源搞得这么集中。
我有一句没一句地应答着，心里正揣度主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小韩将我送到下榻的酒店后，叮嘱我先洗洗，自己在楼下等。
我简单洗漱了一番，换了套正式的西服，穿上了锃亮的皮鞋。
平时穿便装，一时感觉不习惯，像被五花大绑捆着一样难受。这是规则和礼仪，有时得去适应。
校服和西服是我最厌恶的衣着。
高中时期，于越经常因为不穿校服而被记过。
他长篇大论，告诉我，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国家即暴力的垄断者，所谓学校，即国家的mini版本。校服是对自由的最大讽刺，穿着校服参与的集体活动，更是对自由的残酷摧残。校服之于“孝服”的谐音，正如为人性中最古旧败坏的“亡灵”披麻戴孝，是强制性要求生者对死者表达做作的集体主义痛苦。学校在让学生强制性交钱的过程中，完成了对学生家庭的经济掠夺。校服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学校依靠校服维护的整齐划一，在抹杀学生的个性和创造力上发挥了无形的力量，它是一种兵不血刃的道具。
我听完，一脸懵逼，只觉此人思想天马行空，他妈的一破校服而已，居然能扯出这么多哲理出来。
高中时有一个叫雷二的同学，崇拜毛泽东，一年四季穿校服，且常年不洗，把校服滋润成了一件艺术品。上面土壤肥沃，可以种玉米。坐在他身边，常能闻到阵阵恶臭，估计能熏死苍蝇，导致没有人愿意跟他同桌。
与雷二相反，我极端讨厌校服。仅仅是因为校服只有规定的几个码号，要求衣着者的身体去适应校服，而不是反之。校服拿到手，不是长了就是短了，不是宽了就是窄了。被选择成为了唯一的选择，这违背了衣着的自然法规则。
西装是继校服之后排在第二我最不喜欢的服装。西装限制了自由运动的可能。
自由最先必然建立在肉体上，肉体不自由，精神能自由的人，可谓庄子所言的得“道”之人。但老庄哲学谈的是境界，而不是实体。
我乃一俗人，生活中向往形而下的自由。不喜欢穿皮鞋和西服，因为它们表征仪式与交际，是官商场合的不由自主，是公司企业的日常律令。
在杂志社，编辑记者一个二个吊儿郎当，夏天有的穿着拖鞋背心大裤衩就来了，甚至有人挂空挡。
如果有人穿西装，绝对被围观调侃成一傻逼。约会？结婚？都不是？那你他妈的穿这么正式搞毛啊！这便是我等的**丝自以为是的逻辑。
走出酒店房间之前，我在门口的大镜子前站立片刻，在西服的衬托下，镜中人更为挺拔成熟，我得意地微微一笑。
到楼下，小韩迎上来：“小宇哥，一表人才，才貌双全，怪不得我们主编……没事没事，我们走吧，他们已经到了。”
本想追问一番，但想想马上便要揭开主编的庐山真面目了，便不再为难小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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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最早的记忆，源自三个女人：雪英、雪莲、雪萍。
当年，这三姊妹号称桥边镇三朵金花，打扮妖艳，穿着大红大紫，总是以高人一等的姿势，打镇上翩翩而过。
不管是街边吃面的阿婆还是理发的大爷，都会不约而同地停下手中的工作，目送他们消失在视野中。
那会儿我们还小，自然也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们看。
这道理差不多，动物园里看鳄鱼的人往往最多，不是因为鳄鱼长得漂亮，而是属于审丑的一种范畴。
这仨不仅打扮前卫，脾气更怪。看到我们这些小屁孩盯着她们看，她们挥动着手里五颜六色的手帕，颐指气使地嚷嚷：“看啥子看，有啥子好看的，再看甩你们到河里去！”
我们依然盯着她们看，她们依然嚷嚷，但从来没有付诸实践，把我们甩河里去。
按照年龄，雪英大于雪莲大于雪萍。
那个时代，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对于小镇女青年来说，简直与天堂无二。走路上能被钱砸死，河沙里都是钱，不少人在河沙里找钱最后整成了亿万富翁。
这是雪英去上海打工后回来带给我们的信息，尽管像科幻故事，但令镇上的青年羡慕不已。
雪英从上海回来时，镇上的人都跑她家里去听她讲“十里洋场”有多气派，帅哥美女有多妖艳，有多少人在河沙里找钱致富。
当时我思考，怎么她就没能在河沙里找钱致富呢？
大部分人用崇拜的眼光来“朝圣”雪英，雪英乐意与没有见过世面的父老乡亲分享大上海的新世界。
她拿出照片给我们看，每张都是东方明珠电视塔的背景，大红大紫的雪英做着各种稀奇古怪的动作和剪刀手势。
那次，雪英把雪莲带去了上海。
一年后，雪莲回到镇上，给我们秀她的照片，每张都是东方明珠电视塔的背景，大红大紫的雪莲做着各种稀奇古怪的动作和剪刀手势。
那次，雪莲把雪萍带去了上海。
一年后，雪萍回到镇上，给我们秀她的照片，每张都是东方明珠电视塔的背景，大红大紫的雪莲做着各种稀奇古怪的动作和剪刀手势。
以后，几乎所有去过上海的人，回来秀照片，都是东方明珠电视塔的背景，做着各种稀奇古怪的动作和剪刀手势。
东方明珠电视塔的背景，已然成为去过上海的人的标配，撑起了一个个渴望闯荡世界的春梦。
于是，我脑子里形成了定式，上海就是电视塔，电视塔就是上海。
而且，那是一个时尚得不行的地方，只有雪英、雪莲、雪萍这种时尚大咖才配得上去那地儿。
再后来了解到，她们只是在电子厂焊接电线，每天晚上住几百号人的集体宿舍。她们的时尚，也只是下班后在弄堂深处的街边店吃一个生煎包配一碗阳春面。
上海，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电视上一播放到中国如何牛逼如何现代化云云，镜头必定是扫过陆家嘴那片高楼大厦。
中国人对时尚、前卫、繁华的所有遐想，都固定在了陆家嘴那一扫而过的镜头。
真正的上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总而言之，一个电视塔，只是那个时代对于信息闭塞的讽刺和缩影。
弄堂里，正演绎着如下图景：说着吴侬软语的大妈一边打着蒲扇催房租一边盼着拆迁队进来，与所有的中国特大城市一样，在这廉租屋里，蜗居着希望、理想、忧伤、愤怒和精液。
北京和上海，本质上并无什么不同。
它们包容着生命的同时，又默默地旁观这些生命上演的尴尬。悲喜离合、功成名就，一直都在这里密集出现，消亡，又出现，又消亡。
这两个地方的土壤丰富，生命力实在太旺盛，旺盛到“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这五彩斑斓的世界，每个人的时间都精打细算，无暇顾及“沉舟”和“病树”。
在车上，要不是温润的空气和视野尽头越来越近的东方明珠提醒我，我还以为自己尚身在北京。
小韩是上海本地人，给我讲着上海这几年的发展太快，有点刹不住，抱怨说人太多了，表示自己倒不是嫌弃外地人，主要是没有必要把上海的资源搞得这么集中。
我有一句没一句地应答着，心里正揣度主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小韩将我送到下榻的酒店后，叮嘱我先洗洗，自己在楼下等。
我简单洗漱了一番，换了套正式的西服，穿上了锃亮的皮鞋。
平时穿便装，一时感觉不习惯，像被五花大绑捆着一样难受。这是规则和礼仪，有时得去适应。
校服和西服是我最厌恶的衣着。
高中时期，于越经常因为不穿校服而被记过。
他长篇大论，告诉我，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国家即暴力的垄断者，所谓学校，即国家的mini版本。校服是对自由的最大讽刺，穿着校服参与的集体活动，更是对自由的残酷摧残。校服之于“孝服”的谐音，正如为人性中最古旧败坏的“亡灵”披麻戴孝，是强制性要求生者对死者表达做作的集体主义痛苦。学校在让学生强制性交钱的过程中，完成了对学生家庭的经济掠夺。校服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学校依靠校服维护的整齐划一，在抹杀学生的个性和创造力上发挥了无形的力量，它是一种兵不血刃的道具。
我听完，一脸懵逼，只觉此人思想天马行空，他妈的一破校服而已，居然能扯出这么多哲理出来。
高中时有一个叫雷二的同学，崇拜毛泽东，一年四季穿校服，且常年不洗，把校服滋润成了一件艺术品。上面土壤肥沃，可以种玉米。坐在他身边，常能闻到阵阵恶臭，估计能熏死苍蝇，导致没有人愿意跟他同桌。
与雷二相反，我极端讨厌校服。仅仅是因为校服只有规定的几个码号，要求衣着者的身体去适应校服，而不是反之。校服拿到手，不是长了就是短了，不是宽了就是窄了。被选择成为了唯一的选择，这违背了衣着的自然法规则。
西装是继校服之后排在第二我最不喜欢的服装。西装限制了自由运动的可能。
自由最先必然建立在肉体上，肉体不自由，精神能自由的人，可谓庄子所言的得“道”之人。但老庄哲学谈的是境界，而不是实体。
我乃一俗人，生活中向往形而下的自由。不喜欢穿皮鞋和西服，因为它们表征仪式与交际，是官商场合的不由自主，是公司企业的日常律令。
在杂志社，编辑记者一个二个吊儿郎当，夏天有的穿着拖鞋背心大裤衩就来了，甚至有人挂空挡。
如果有人穿西装，绝对被围观调侃成一傻逼。约会？结婚？都不是？那你他妈的穿这么正式搞毛啊！这便是我等的**丝自以为是的逻辑。
走出酒店房间之前，我在门口的大镜子前站立片刻，在西服的衬托下，镜中人更为挺拔成熟，我得意地微微一笑。
到楼下，小韩迎上来：“小宇哥，一表人才，才貌双全，怪不得我们主编……没事没事，我们走吧，他们已经到了。”
本想追问一番，但想想马上便要揭开主编的庐山真面目了，便不再为难小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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