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五章【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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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德经》和《司马法》、《孙子兵法》有关军事思想来看，三部书有许多共通之处，以田穰苴、孙子在军事史上的特殊地位，老子对军事的理解能和二位大军事家并列，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老子的军事能力非同一般。甚至可以假想一下，如果老子和田穰苴调换一下，老子同样有可能做出相同的成绩。
老子来到东周雒邑做守藏史，不仅仅是为了谋一个铁饭碗，更希望能依托周王室这个政治平台，来寻找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理想总是那样美好，现实总是那样残酷，甚至可以这么讲，老子来雒邑寻找政治平台，就像诸葛亮去投奔张秀一样荒谬。
周王室自东迁雒邑以来，诸侯争霸，周王室只能尴尬地站在一边当观众。诸侯有给面子的，扔给王室仨葱俩窝头，有不给面子的，一毛不拔。从综合国力上讲，东周只相当于陈、蔡这样的酱油国，连宋、卫、郑这样的中等诸侯都敢理直气壮的欺负王室。
老子在雒邑出任守藏史的三十多年中，所侍奉的君主是周景王姬贵（公元前544至公元前520年在位）,且不说周景王有什么能耐，只说东周王室的经济窘迫，如果周公姬旦地下有知，一定会心酸落泪的。
堂堂周天子为了王室的生计，不得不厚着老脸问诸侯国讨要财物，没少受诸侯奚落。有一次晋国不给天子脸面，气得周景王破口大骂晋国“数典而忘其祖”。在这种尴尬地历史环境中，东周王室已经自身难保，哪里还能给志向远大的老子提供政治平台？
虽然司马迁说老子“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但隐居于野，不代表在政治上没有理想。何况司马迁的下一句话是“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如果老子自甘无名，又何必见东周衰落而亡去？历代高隐之士很多都是政治思想破灭而遁入荒山野林中的，老子也不会例外。
既然东周无法给老子提供施政空间，老子为何不学孔子那样周游列国，以老子在学术界的大宗师地位，并非没有机会求得一飞冲天的机会。究其原因，于史无考，但我们可以猜测一下，诸侯无论大小，卿相位置早就被贵族公子哥占满了，哪还有老子的位置？利益集团一旦抱成团，就是水泼不进的铜墙铁壁，与其四处碰运气，不如留在雒邑等机会。
只是可惜老子整整守了四十年，坐看青丝变白发，丝毫看不到彼岸，希望慢慢变成了绝望，当人在绝望的时候，往往是人生大彻大悟的时候。老子此时已经五十多岁了，“五十而知天命”，黄土已经埋到脖子了，再恋栈于此，最终什么都得不到。
在政治上，老子已经注定无所作为，但在学术上，老子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或者说老子还有一个梦想没有实现，就是他需要一处安静的所在，把他关于“道”的腹稿整理出来，就是影响历史两千多年的伟大哲学经籍《道德经》。
据学者考证，老子离开雒邑的时间应该是公元516年，而此时正是东周王室为了争权夺利厮杀最为惨烈的时期。周景王于公元前520年死后，三位王子，即姬朝、姬猛、姬匄互相厮咬，而晋国又深度介入周王室权力之争，雒邑血光冲天。
在此之前，雒邑虽处天下之中，但却少见兵火，老子可以大隐隐于朝。而诸子争位后，雒邑变得极不安全，刀兵无情，难免玉石俱焚，老子可不想陪这几个公子哥殉葬。以老子的智慧，他当然不会留在雒邑等死，所以就有了道教史上著名的传奇——老子骑牛入函谷关，紫气西去，所有的故事都变成了传说。
说到老子骑入函谷，就不得不提及一个人，就是前函谷关令尹喜。此人的姓名、生卒年已不可考，西汉学者刘向说“关尹子名喜，号关尹子，或曰关令子”。
尹喜的从政经历不甚清楚，但尹喜有一点和老子相同，就是都看破了世事红尘，有了隐于山野的打算。后人多知老子是伟大的哲学家，其实尹喜的哲学思想同样博大精深，而尹喜之所以能得“道”，是因为老子的点拨。
老子骑牛西行，应该是去寻找一处远离尘世喧嚣的深山野林，至于老子为什么去西方，原因不详，分析起来大致有两个原因：
一、西方只有秦国，经济相对落后，名山大川人迹罕至，很适合老子隐居求道。
二、秦国内政相对平稳，名君辈出，属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不排除老子去秦国寻找发展机会。
从雒邑去秦国，就必须经过著名的函谷关，所以事先得到消息的尹喜就在关下截住了骑牛老子，拜老子为师，云游至终南山下归隐。关于老子见尹喜，大致有两种说法：
一《史记.老子列传》记载，尹喜截住老子后，用尽各种手段，强迫老子写书，就是后来的《道德经》。
二、晋人葛洪《抱朴子》所说，老子和尹喜相遇的地点是在散关，强迫老子写《道德经》一卷。
除了以上两种说法之外，还有一种比较神奇的传说，也有另外一种神奇的说法，认为尹喜是前一年（公元517年）就已经辞官隐居终南山，尹喜于某天夜观星象，看到一团紫气从东方缓缓而来，尹喜认为有圣人将路过函谷关，所以尹喜提前一步回到函谷关，迎到了老子。
老子崇尚“道”，但有史可考的学生却几乎没有，要是论影响力，孔子算半个，但老子与孔子所追求的道并不一致，所以孔子化鹤而去。失一孔子、得一尹喜，其实更值得老子高兴。尹喜名望不如孔子，但尹喜追求的是“天道”，符合老子的三观，所以老子很自然的就和尹喜走到了一起，并相伴终生。
甚至单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尹喜的历史贡献要远大于孔子吸引传播道家学说的贡献，因为从某种角度讲，没有尹喜，就没有《道德经》。《道德经》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丝毫不逊于《论语》。
至于老子的下落，大致有三种观点：
一、学界普遍认为是归隐终南山，并倾终生之力，将五千言《道德经》付之青简。自此之后，江湖上只存在有关周守藏史老聃的神秘传说。
二、有人说老子骑青牛，携尹喜，背《道德经》，消失在流河之西的时空之中。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老子在过函谷关（或散关）与尹喜相会之后，继续向西游走，最终在河西某地飞升，应该就是根据“俱之流沙之西”而推测出来的。
三、《后汉书.襄楷传》记载，东汉末年就有传说，认为老子“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去印度参拜释迦牟尼做了和尚。
第三条几乎不可信，且不说老子和释迦牟尼同时代，以当时的信息传输能力，老子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知道西天还有个佛祖。何况老子本身就是得道之神，他追求的天道与佛教格格不入，而佛、儒两家有关“人道”的研究倒有些接近。孔子不能放弃儒家而归入道家，老子又怎么可能放弃道家而归入佛家？
老子消失在历史的茫茫迷雾之中，对后人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这给了后人对老子这位至圣先师以无尽的遐想。神话中许多以历史人物为原型的神仙，他们在真实的历史中许多都是“下落不明”，很多人都有这样一种心态：越神秘，越好奇。
在中国的诸子百家中，唯一被后世各种传说拜为神仙的，数来数去，也只有老子一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太上老君。诸子封神，是孔子都没享受到的“待遇”，当然历代儒学信徒对孔子的造神运动也足以让历史叹为观止。
虽然道教在中国政治史上的影响可能略逊于儒家思想，这可能和道家的出世情结有关，但老子从来没有宣扬过避世，相反，老子的用世之心是非常积极的。
从某个角度来说，道家思想的始祖是老子，但道教的一些理论杂揉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想，就如同东亚汉文化圈中的儒教和儒家思想不完全是一个概念。
中国的宗教起源相对较晚，老子也不会知道他死后，会被后世信教尊奉为围着个炉子炼丹的太上老君，因为老子更在意的是他的思想能否教化传世。不过老子也应该明白一点，哲学不是人人都有兴趣学的，“天道”也不是人人都能看懂的，不像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儒学比较通俗易懂。
《道德经》的相当篇幅也是在讲如何解决社会问题，为什么自汉武帝以后，历代皆以儒为尊，即使是道教盛行的时代也是如此，比如北魏、唐、北宋末期。前面讲过，道家着重讲“天道”，儒家着重讲“人道”，其实道家也讲“人道”，只不过道家的“人道”对执行人的自身修养过高。
从《道德经》和《司马法》、《孙子兵法》有关军事思想来看，三部书有许多共通之处，以田穰苴、孙子在军事史上的特殊地位，老子对军事的理解能和二位大军事家并列，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老子的军事能力非同一般。甚至可以假想一下，如果老子和田穰苴调换一下，老子同样有可能做出相同的成绩。
老子来到东周雒邑做守藏史，不仅仅是为了谋一个铁饭碗，更希望能依托周王室这个政治平台，来寻找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理想总是那样美好，现实总是那样残酷，甚至可以这么讲，老子来雒邑寻找政治平台，就像诸葛亮去投奔张秀一样荒谬。
周王室自东迁雒邑以来，诸侯争霸，周王室只能尴尬地站在一边当观众。诸侯有给面子的，扔给王室仨葱俩窝头，有不给面子的，一毛不拔。从综合国力上讲，东周只相当于陈、蔡这样的酱油国，连宋、卫、郑这样的中等诸侯都敢理直气壮的欺负王室。
老子在雒邑出任守藏史的三十多年中，所侍奉的君主是周景王姬贵（公元前544至公元前520年在位）,且不说周景王有什么能耐，只说东周王室的经济窘迫，如果周公姬旦地下有知，一定会心酸落泪的。
堂堂周天子为了王室的生计，不得不厚着老脸问诸侯国讨要财物，没少受诸侯奚落。有一次晋国不给天子脸面，气得周景王破口大骂晋国“数典而忘其祖”。在这种尴尬地历史环境中，东周王室已经自身难保，哪里还能给志向远大的老子提供政治平台？
虽然司马迁说老子“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但隐居于野，不代表在政治上没有理想。何况司马迁的下一句话是“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如果老子自甘无名，又何必见东周衰落而亡去？历代高隐之士很多都是政治思想破灭而遁入荒山野林中的，老子也不会例外。
既然东周无法给老子提供施政空间，老子为何不学孔子那样周游列国，以老子在学术界的大宗师地位，并非没有机会求得一飞冲天的机会。究其原因，于史无考，但我们可以猜测一下，诸侯无论大小，卿相位置早就被贵族公子哥占满了，哪还有老子的位置？利益集团一旦抱成团，就是水泼不进的铜墙铁壁，与其四处碰运气，不如留在雒邑等机会。
只是可惜老子整整守了四十年，坐看青丝变白发，丝毫看不到彼岸，希望慢慢变成了绝望，当人在绝望的时候，往往是人生大彻大悟的时候。老子此时已经五十多岁了，“五十而知天命”，黄土已经埋到脖子了，再恋栈于此，最终什么都得不到。
在政治上，老子已经注定无所作为，但在学术上，老子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或者说老子还有一个梦想没有实现，就是他需要一处安静的所在，把他关于“道”的腹稿整理出来，就是影响历史两千多年的伟大哲学经籍《道德经》。
据学者考证，老子离开雒邑的时间应该是公元516年，而此时正是东周王室为了争权夺利厮杀最为惨烈的时期。周景王于公元前520年死后，三位王子，即姬朝、姬猛、姬匄互相厮咬，而晋国又深度介入周王室权力之争，雒邑血光冲天。
在此之前，雒邑虽处天下之中，但却少见兵火，老子可以大隐隐于朝。而诸子争位后，雒邑变得极不安全，刀兵无情，难免玉石俱焚，老子可不想陪这几个公子哥殉葬。以老子的智慧，他当然不会留在雒邑等死，所以就有了道教史上著名的传奇——老子骑牛入函谷关，紫气西去，所有的故事都变成了传说。
说到老子骑入函谷，就不得不提及一个人，就是前函谷关令尹喜。此人的姓名、生卒年已不可考，西汉学者刘向说“关尹子名喜，号关尹子，或曰关令子”。
尹喜的从政经历不甚清楚，但尹喜有一点和老子相同，就是都看破了世事红尘，有了隐于山野的打算。后人多知老子是伟大的哲学家，其实尹喜的哲学思想同样博大精深，而尹喜之所以能得“道”，是因为老子的点拨。
老子骑牛西行，应该是去寻找一处远离尘世喧嚣的深山野林，至于老子为什么去西方，原因不详，分析起来大致有两个原因：
一、西方只有秦国，经济相对落后，名山大川人迹罕至，很适合老子隐居求道。
二、秦国内政相对平稳，名君辈出，属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不排除老子去秦国寻找发展机会。
从雒邑去秦国，就必须经过著名的函谷关，所以事先得到消息的尹喜就在关下截住了骑牛老子，拜老子为师，云游至终南山下归隐。关于老子见尹喜，大致有两种说法：
一《史记.老子列传》记载，尹喜截住老子后，用尽各种手段，强迫老子写书，就是后来的《道德经》。
二、晋人葛洪《抱朴子》所说，老子和尹喜相遇的地点是在散关，强迫老子写《道德经》一卷。
除了以上两种说法之外，还有一种比较神奇的传说，也有另外一种神奇的说法，认为尹喜是前一年（公元517年）就已经辞官隐居终南山，尹喜于某天夜观星象，看到一团紫气从东方缓缓而来，尹喜认为有圣人将路过函谷关，所以尹喜提前一步回到函谷关，迎到了老子。
老子崇尚“道”，但有史可考的学生却几乎没有，要是论影响力，孔子算半个，但老子与孔子所追求的道并不一致，所以孔子化鹤而去。失一孔子、得一尹喜，其实更值得老子高兴。尹喜名望不如孔子，但尹喜追求的是“天道”，符合老子的三观，所以老子很自然的就和尹喜走到了一起，并相伴终生。
甚至单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尹喜的历史贡献要远大于孔子吸引传播道家学说的贡献，因为从某种角度讲，没有尹喜，就没有《道德经》。《道德经》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丝毫不逊于《论语》。
至于老子的下落，大致有三种观点：
一、学界普遍认为是归隐终南山，并倾终生之力，将五千言《道德经》付之青简。自此之后，江湖上只存在有关周守藏史老聃的神秘传说。
二、有人说老子骑青牛，携尹喜，背《道德经》，消失在流河之西的时空之中。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老子在过函谷关（或散关）与尹喜相会之后，继续向西游走，最终在河西某地飞升，应该就是根据“俱之流沙之西”而推测出来的。
三、《后汉书.襄楷传》记载，东汉末年就有传说，认为老子“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去印度参拜释迦牟尼做了和尚。
第三条几乎不可信，且不说老子和释迦牟尼同时代，以当时的信息传输能力，老子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知道西天还有个佛祖。何况老子本身就是得道之神，他追求的天道与佛教格格不入，而佛、儒两家有关“人道”的研究倒有些接近。孔子不能放弃儒家而归入道家，老子又怎么可能放弃道家而归入佛家？
老子消失在历史的茫茫迷雾之中，对后人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这给了后人对老子这位至圣先师以无尽的遐想。神话中许多以历史人物为原型的神仙，他们在真实的历史中许多都是“下落不明”，很多人都有这样一种心态：越神秘，越好奇。
在中国的诸子百家中，唯一被后世各种传说拜为神仙的，数来数去，也只有老子一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太上老君。诸子封神，是孔子都没享受到的“待遇”，当然历代儒学信徒对孔子的造神运动也足以让历史叹为观止。
虽然道教在中国政治史上的影响可能略逊于儒家思想，这可能和道家的出世情结有关，但老子从来没有宣扬过避世，相反，老子的用世之心是非常积极的。
从某个角度来说，道家思想的始祖是老子，但道教的一些理论杂揉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想，就如同东亚汉文化圈中的儒教和儒家思想不完全是一个概念。
中国的宗教起源相对较晚，老子也不会知道他死后，会被后世信教尊奉为围着个炉子炼丹的太上老君，因为老子更在意的是他的思想能否教化传世。不过老子也应该明白一点，哲学不是人人都有兴趣学的，“天道”也不是人人都能看懂的，不像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儒学比较通俗易懂。
《道德经》的相当篇幅也是在讲如何解决社会问题，为什么自汉武帝以后，历代皆以儒为尊，即使是道教盛行的时代也是如此，比如北魏、唐、北宋末期。前面讲过，道家着重讲“天道”，儒家着重讲“人道”，其实道家也讲“人道”，只不过道家的“人道”对执行人的自身修养过高。